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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体系

Ethical Systems 伦理体系 

要在这里处理整个伦理学(Ethics420,Ethics)的体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集中讨论历代基督教会的伦理学主流,分别为早期教会、中世纪、改教运动,及现代四个时期。

圣经不是一本哲学或伦理学的书,它的主题是神对人生命的改变,故历代基督徒均从圣经指出人要怎样生活,才能符合神的要求,这是基督教伦理学的基础。但基督教伦理学与基督教神学,有一个重要的分别︰基督教伦理学者不会感受压力,要把历代伦理学调和,呈现某种前后一致的思想体系,像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1139,Systematic Theology)那样;他们关心的,不是信仰体系的一致或统一,而是信仰在某个特定时空下,怎样才能落实在信徒的生活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便有他们独特的伦理体系。

初期教会

最早把圣经伦理教训组织成一个体系的,要算是安波罗修(Ambrose119,Ambrose)。他关心的地方是装备教会,好能配合基督教国家(State1111,State)的发展。他写的《教士的责任》(The Duties of the Clergy),就是本于罗马模式,把西塞罗之《论公职》(Cicero, De Officiis)加以基督教化,因此他常引用斯多亚(Stoicism1114,Stoicism)的自然律作立论基础,这为后代伦理学者本于自然律(Natural Law832,Natural Law)来立论的做法,开了先河;又因为他是本于斯多亚哲学模式,来解释基督教伦理,认为圣经把希腊哲学带到更高的层次,后代〔特别是中国教会论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314,Contextualization)神学)〕所谓基督成就文化的论点,也是安波罗修力行的。

早期教会饱受教外哲学家和宗教思想的困扰,教会生活与信仰,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教会会议(Councils320,Councils)的兴起,就是为了应付这挑战而设。好些思想与生活的守则,在日后均演变成教会律例(Canon Law256,Canon Law)的地位,凡违法又不知悔改的,都要接受教会的惩戒。到此,福音的精神渐渐被一种近乎晚期犹太教的律法主义所替代;尤有进者,人开始相信,人要得神喜悦,不仅要接受圣经的教导,更要能符合教会的传统;但人怎能知道这么多规条呢?在俗世中又怎能保守圣洁的生活?避世的修士和修道院,明显地较易达到目的,修道主义(见苦修主义与修道主义,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161,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便成了早期教会一个重要的伦理方式;人为了遵守道德规条,又能符合教会传统的要求,与俗世权力结合的修道院,便成了人最高的伦理理想,基督教信息在这时便成了一套新的律法。

这种律法主义,在西方教会全是以罗马精神作模式,尤见于特土良(Tertullian1150,Tertullian)众多的作品中。特土良曾接受律师的训练,本身又是一个严谨的人,由于教会的大气候加上他自己的背景和个性,他的作品便带有极浓厚又严格的道德意味;这传统到了居普良(Cyprian334,Cyprian)的手,为了维持教会权柄的尊严,更是发挥到极致。

奥古斯丁(Augustine171,Augustine)对教会伦理发展到这种地步,深感不安;虽然信主前放浪的生活,叫他倾向一种近乎修道士的严格伦理观,但人的无力为善使他更深体会,只有神的恩典(Grace519,Grace)才是人真正的希望。因此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肤浅伦理,一种伦理学者称之为「原子结构式的道德观」(atomistic morality),以为只要把伦理准则化作极微细的构成体,然后鼓励信徒遵守,信徒就能过讨主喜悦的生活。奥古斯丁说,蒙神悦纳的信仰群体,并不能等同于可见的、有形的教会(如教会名册),这群体是无形的(invisible),却是惟一能得神之恩福的群体。他并不反对人在生活上要有信德的表现,但他更重视的,是人的信、望、爱︰只要当人相信神的启示(Revelation1018,Revelation)是真实可靠的,它就成了人称义(Justification670,Justification)的根基;那么人本于对神的爱而遵守神的道,神的道便成了人的盼望。这种信、望、爱三连环式的关系,才是人得神永远恩福的保证。

奥古斯丁的神学和伦理观,成了教会接纳的正式信仰解释,只不过后期不同的神学家,另有一套不同的解释和实践系统(参︰Gregory the Great, Moralia);但在后期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1054,Scholasticism),和罗马教会的神学,我们仍可见到奥古斯丁的思想,在负起一种平衡的作用。

由奥古斯丁时代发展到中世纪时代,我们看见教廷愈来愈倾向半伯拉纠主义(Semi-Pelagianism),福音再度被解释为律法,教会更加重视命题式的信条。到了七、八世纪,教会的伦理观终于诱发出一套丰盛的「苦修文学」(Libri paenitentiales),其中尤以亚尔昆(Alcuin, 735~804,英国神学家,为查理曼之教育顾问)的作品最值得注意(De virtutibus et vitiis; De animae ratione)。

中世纪时代


经院哲学时代的伦理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但这时期的作品,本质上属于哲学多于神学,就如希尔得伯(Hildebert of Tours, 1056~1133,法国都尔总主教)的《哲学伦理》(Philosophia moralis),和埃布尔拉德(Abelard101,Abelard, Peter)的《伦理学》(Ethica)。经院哲学晚期最重要的伦理学家是伦巴都(Lombard736,Lombard, Peter),他的《四部语录》(Sententiae)可说影响深远。第二卷讨论自由、美德、罪恶、意志、七项致命的罪,和亵渎圣灵的罪;第三卷则论信仰上的美德︰信、爱、望、四项主要的美德、圣灵九种果子、十诫,以及律法与福音的分别。伦巴都最杰出的学生,自然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160,Thomas Aquinas)了,在他的巨构《神学总论》(Summa)的第一部分,便是系统地讨论伦理学的问题。众所周知,阿奎那的系统是以亚里士多德(见Aristotelianism157,Aristotelianism)的哲学为骨干,但在伦理学上,却是以奥古斯丁的神学为皮肉,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骨架上。他认为理性有一内在的、天生的,也是可辨认的必须性,要人非履行伦理要求不可。

这种思想为敦司.苏格徒(Duns Scotus385,Duns Scotus, John)反对,他认为伦理的基础不是理性所要求的,乃是人及神的自由意志(Quaest iv, 49)。不过大体说来,经院哲学的伦理观,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Mysticism823,Mysticism),并非互相对抗,乃是相辅相成,二者都是本于奥古斯丁的神学,和新柏拉图主义而建立。其相同点颇多,就如一个抽象和非伦理的神观;因为罗马教廷劳,亦为托僧所遵从。有些人(如︰Hugo of St Victor)能把二体系混合起来,艾哈特(Eckhart395,Eckhart, C. Meister)更能把二者的神髓体现在自己的生命上,他的拉丁文作品显出他是个经院哲学家,但他的德文作品,却表达出他是神秘主义者。就算这时期一些神秘主义者不管经院哲学的辩证法,如陶勒(Tauler1144,Tauler, Johannes)及金碧士(Thomas a Kempis),他们的神秘主义仍是属于经院哲学的,例如认为人至终的目的,是超越基督教信仰,基督徒的伦理是人神相合的结果,能把人的自我释放出来。影响改教运动的伦理观,正是这经院哲学的神秘主义,重视人内在的敬虔生活。

改教运动


马丁路德(Luther750,Luther, Martin)认为人原是自由的,对道德律是主动地配合,但罪恶把这一切都扭曲了,道德律变成囚禁人、入人于罪的死律。只有神能把人更新,人亦只能凭信而称义,从罪律释放出来。这种信使人再于爱中活过来,以致能遵从神的律法(圣经),敢于在俗世社会活出基督的榜样,不再以遁世的修道主义,为道德修为的最高理想。这是基督赐下的新生命和新自由。

路德本于十诫,来解释救恩的社会意义,他认为基督徒必须遵守社会制度,因为它仍是神设立的;基督徒在社会有当尽的责任,此等制度包括婚姻、商业秩序、政治制度,和传统所了解的公义之战。路德的两个国度论,对后代影响深远,他把世俗国度与神圣国度分别出来,但强调就是世俗国度,也是属于神的。

在路德丰富的作品中,以因信称义的教义最具影响力。他看因信称义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圣经是教义惟一的准绳,而信徒相通加上神的道和圣礼,则是教会的本意;透过这三方面的教导,路德要重建基督教的伦理学。信徒不再以教廷的权威及教会的传统为依归,乃是重新归回信赖神,和因爱而跟随基督的圣经传统。这样一来,信仰便成了信徒生活一股极强的道德策动力;昔日那种律法主义、善功主义,和修道主义便给清洗出去。

改教家当然不是为伦理学写教科书的人,也极少视之为独立题目,以专书阐释,但一种全新的伦理观,却散见于他们的作品。就以路德来说,在论教义问答中十诫的部分,便讨论到伦理的问题,而《基督徒的自由》(Von der Freiheit eines christenmenschen, 1520),更开列出基督教伦理的主要原则。

较重视伦理学的改教期大师是墨兰顿(Melanchthon779,Melanchthon, Philip),他的《教义学》(Loci)及《箴言讲义》均有论及。但他仍是以伦理学的哲学基础为主,认为自然律是神赐下的,它就是伦理的基础。墨兰顿两本主要的作品︰《哲学伦理学》(Epitome philosophiae moralis, Strasburg, 1538)和《伦理教义发微》(Ethicae doctrinoe elementa, Strasburg, 1550),一直是路德伦理学的标准参考书。墨兰顿学派亦产生名重一时的伦理学家,其中以温诺托雷斯(Thomas Venatorius, De virtute Christiana libri tres, 1529)为要;他认为因信称义本身,就是股巨大又有效的道德力量。此外,渠特来乌(David Chytraeus)的《生命原则》(Regulae vitae, 1555),和艾山的《伦理学》(P. von Eitzen, Ethicae doctrinae libri quattuor),均是本于十诫去阐释伦理的标准与要求。

信义宗的伦理学引入改革宗(Reformed998,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学)的,主要是亨名孙(Dane Niels Hemmingsen, 1513~1600, Enchiridion theologicum, Leipsic, 1568),他的神学思想比较倾向加尔文主义

改革宗神学就是透过墨兰顿学派,而对伦理产生深刻的反省。但改革宗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954,Predestination)太强烈了,不敢肯定人的自由意志(Will1234,Will),以致伦理观与信义宗分道扬镳,慈运理(Zwingli1260,Zwingli, Ulrich)的《论假宗教》(Commentarius de vera et falsa religione, Zurich, 1525)是个左证。慈运理与加尔文的伦理观也不相同,前者看教会是个宗教及社会的团体,必有爱国精神,以及一种满溢着喜乐的敬虔主义;这些都不是加尔文神学内可以找得到的。

加尔文(Calvin249,Calvin, John 加尔文)的伦理学,主要见于其《基督教要义》下册(Christian Institutes,文艺,61995)。他认为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一个属灵的事奉,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舍己的奉献;这个思想叫加尔文的伦理学,具有相当浓厚的修道精神,爱反而不是最受重视的。改革宗第一个伦理系统,是由丹尼尔建立的(Lambert Daneau, Ethica Christiana, Geneva, 1577; Systema ethicae, Geneva, 1614。清教徒的伦理学,可参William Ames, Medulla theologica, Amsterdam, 1623);他认为基督教伦理学者,非严格按着神学来建立,就不能算是基督教伦理学。这个立场成了清教徒的标准,因此其内容都是环绕着十诫来阐释,比较单元化及教条主义(参J. H. Alsted, Theologia Casuum, Hanau, 1621)。

近代教会

改教运动之后,基督教伦理学很快就给教条化了,失去它本身的独立地位,成了教义学的仆役;人问的不是伦理守则是否可行和有效,而是问它是否与正统主义相吻合。这段时期的伦理学可算是乏善可陈(参M. Amyraut, Morale christienne, 6 vols., Saumur, 1652~60; Georg Calixtus, Epitome theologiae moralis, 1634; J. W. Baier, Compendium theologiae moralis, Jena, 1698)。

十八世纪的伦理学,主要是受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404,Enlightenment, the)的惟理主义左右,人企图摆脱教义的控制,纯粹按理性建撘哲学的伦理。他们考虑的要点,不是教会的传统或神的要求,而是社会的好处︰人就是保留着属灵的原则,也要为这原则寻找理性的基础(J. L. von Mosheim, Sittenlehre der heiligen Schrift, 5 vols., Helmstadt, 1735~53)。这种为伦理寻找理性根据的思想,成了德国神学的主流,加上英国的自然神论(Deism347,Deism),和法国的惟物主义,而成了整个西方的神学主流(J. D. Michaelis, Moral, 3 parts, Go/ttingen, 1792~1802; F. V. Reinhard, System der christlichen Moral, 5 vols., Sulzbach, 1788~1815)。

十八世纪及以后的伦理学,是非常热闹的。从一方面说,人仍然继续反对中世纪把伦理标准建立在教会的权柄上,蒲脱勒(J. Butler244,Butler, Joseph)强调良知的作用,康德(Kant676,Kant, Immanuel 康德)是道德理性,或罗拔.巴克雷(R. Barclay186,Barclay, Robert)的圣灵光照;可惜这些努力并未使伦理取得共识。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人再尝试从圣经整理出一套适切的伦理体系,由饶申布士(Rauschenbusch988,Rauschenbusch, Walter)的社会福音,到巴特(Barth189,Barth, Karl 卡尔.巴特)以耶稣基督为一切伦理的内容。

毫无疑问,十九世纪的伦理学,主要是受康德影响(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T, London, 1929;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ET, London, 1909)。他认为道德法则人人皆具,且与生俱来,因此也超越一切经验,是一种无条件的必须性;这种主张内观和自省的伦理观,叫人开始认识罪恶的真实,远超过启蒙运动时代对人性的乐观精神。可惜康德赋与道德理性过分崇高的地位,至终把伦理与宗教的关系割断了。虽是这样,他的论证仍为十九世纪各方人士跟随,包括惟理及惟灵主义者。

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伦理学家,再度以圣经为伦理体系的基础,认为中世纪以教廷权柄和教会传统建立的权威主义,与福音书正视人性之强与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摩里斯(Maurice776,Maurice, F. D.)认为耶稣教导之上帝国(Kingdom of God685,Kingdom of God),是福音核心之所在,这个福音核心必须体现在现在的社会,它就是「更新整个世界的力量」。

饶申布士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1090,Social Gospel),常被后代之跟随者和批评者误解;跟随者通常只取其社会性的思想,而批评者亦本于此,来诟病他离弃了福音的本质。饶申布士重视的,是福音在社会的体现,认为人际间一切的关系,必须能反映出基督的管治;而基督论及的国,正是人类的新启示,叫人知道应怎样活在地上。罪恶与救恩不仅有个人及内在的意义,也具备了社会和外在的意义,因此基督教伦理学的要旨,就是「使社会秩序基督化」;这个思想与近代基督徒关心及参与社会事务的理论是一致的,包括福音派的社会行动家在内。

另一阵线的神学家,对人性没这么乐观。赖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基督徒对整个政治制度的影响其实有限,不切实际的要求,只会带来失望。潘霍华(Bonhoeffer229,Bonhoeffer, Dietrich)面对着委曲求存的德国教会和纳綷主义,对现实世界更不存幻想,却绝非放弃。他认为罪恶泛滥的世界,仍是上帝的世界,是耶稣救赎,又是基督徒必须在其中作见证(哪怕因而丧命)的世界。我们不能指望神从高天下凡,介入人的种种纠纷;只有当信徒愿意为他人而活、而死,这个世界才有盼望见到基督,跟随基督。为他人而活而死的实际情况,就是社会上种种建制,包括婚姻、工作、政府和教会。潘霍华死后,人从他的讲义编成的《伦理学》(Ethics, London, 1978),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崭新又极端的伦理体系。

潘霍华的老师巴特,却从另一条线来发展(Church Dogmatics, II.2; III.4),他认为人的堕落是彻底的,只有在耶稣基督内,才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他否认道德有任何客观的、先存于人意志之内的可能;人认识什么是应该做的和能做的,全本乎神的道,在耶稣基督内向人说出来。因此伦理只是神对人的命令,遍存于宇宙与人生,又是人必须顺服的。这种命令是人的权利,而顺服这命令的,就是承认神是对的,是有主权的;人透过爱来顺服神的主权,正是人能经历的自由。

卜仁纳(Brunner235,Brunner, Emil)把巴特的神学往前推进一步,认为人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善(good)就是神的旨意。但他对人的责任较巴特肯定,认为人听到神的道(旨意),就有责任去回应,也有能力去回应,没有能力回应的,就不构成责任。人的响应就成了新生命的核心,这个核心包括两方面︰1.爱,爱什么和怎样爱,是不能预知的,但其结果必然越过公义的要求,正如需要是越过权利一样;2.信,它是成就善的必要条件,即是让神透过圣灵,来成就祂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爱是群居的基础,包括婚姻、家庭、工作(社会)、教会、国家和文化。

布特曼(Bultmann241,Bultmann, Rudolf)同样重视神的道,但他不认为这等同圣经。道是一种相遇(encounter),当人宣扬基督,那就是道与人相遇的时刻,人必须用信心(不凭眼见)来接受,作出响应。人只能藉信与基督同死同复活,道对他才会有意义,人才能从「不忠于自己」(inauthentic)的存在,进入「忠于自己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这就是新生。

结论

以前人一直盼望寻找一种无所不包,又能适切导引的伦理体系,作信徒安身立命、待人处事的系统,古代教会以教廷及传统作指标,结果落在中世纪律法主义的陷阱;近代人尝试从理性及「社会好处」为大前提,效果也欠理想,伦理讨论变得异常艰深琐碎,脱离现实生活甚远,加上两次大战和人对人性愈来愈悲观,理性及意志能力是否真能叫人行所该行的,就令人没有信心了。在近代,教会伦理学家重新在圣经寻找一个具涵括力的代模(参神学代模,Models of Theology800,Models of Theology),来建立伦理体系;能否成功,就要看这体系是否︰1.够清晰;2.具备实际的导引作用;3.能否涵括信徒视为不能或缺的信仰要素在里面;4.它是不是被教会奉为道德的标准;5.能否符合神造人所定下的旨意;6.是否不仅定出道德的指引,也令信徒具足够动力与盼望去遵行;7.是否对信徒与社会均有建设性;8.对华人教会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体系能否忠于圣经,同时又具备足够的空间(接纳度),给不同的人去实行。

至终说来,要求单系统的伦理指引,可能是不实际的,在一个愈来愈多元化及小圈子化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可能是超过一个伦理体系;但不管是哪一个体系,它必须能帮助人去效法基督,这种伦理体系,才能称作基督教的伦理体系。

另参︰伦理学(Ethics420,Ethics); 

           情境伦理(Situation Ethics1085,Situation Ethics)。

参考资料《当代神学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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