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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年代学

新约年代学
(CHRON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早期的基督徒对年代学无甚兴趣,因此新约各书卷提供的年份的资料很少,而大部分资料的解释又是不能确定的,以致新约的年份研究困难重重。此外,这方面的研究仍是未曾完成的,因为由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会带来新的亮光。目前大部分的年份,我们都只能衡量有关的可能性,然后指出哪一方面的答案似乎更加可能。
Ⅰ 耶稣一生的年份
a. 祂的降生
耶稣出生于希律大帝去世之前(太二1路一5),因此不会晚于主前4年(Jos., Ant. 17, 191;14. 389, 487)。〔译注:耶稣的出生年份不迟于“主前”(即主诞生前)4年,这点骤看很奇怪,需有所解释。原来“主前、主后”的历法,是由主后六世纪的一位名叫丢尼修伊斯盖斯(Dionysius Exiguus)的修士推算出来的。按他的计法,主诞生的年份是在罗马城建立后的第753年(换句话说,该城建于主前753年)。他把该年定为主前1年,把翌年定为主后1年(中间并无0年)。但是,从天文现象可推算,大希律死的那年是丢氏历法的主前4年,可见丢氏的历法是有差误的。〕
根据路二1-7所载,耶稣降生时,正值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行报名上册的事的时候。而居里扭是不可能于主前12年他任执政官(consul)期满之前,就统治叙利亚的。史家约瑟夫或罗马史家皆未记录他在主前11至4年曾统治叙利亚。但是在主后6或7年时,他出任叙利亚巡抚,在当时规定要报名上册,因而导致了加利利人犹大的反抗事件(Jos., Ant. 18.1起)。有人就因此认为路二2是将耶稣出生时的那次报名上册与这一次较后期、也较出名的报名上册事件混淆了。不过也可能*居里扭是从主前11年担任叙利亚巡抚,直到主前9年提多(Titius)继任为止(持这看法的,如 Marsh, Founding of the Roman Empire,页246,注1)。再者,希律大帝于主前12年访亚古士督,亚古士督可能与希律商议后,就决定举行报名上册一事。因此耶稣可能是在主前11年诞生,至于想要决定何月何日的尝试,则没有确实的结果。〔译注:另一看法,见*耶稣基督的生平与教训,II a.〕
在主前12年所见的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是一个壮观的景象,作为那位要成为世界之光者的预兆,是很适合的。可是,在古代,彗星通常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义大利天文学家阿根提里(Argentieri)认为这颗彗星就是博士所见的星,是基于两个可疑的假设的:耶稣出生于星期天及出生于十二月廿五日。
一个着名的理论是,昔日博士见到的星是土星和木星的汇合;支持这理论的人中,有些认识到太二的“星”那个字,指的是单单一颗星,他们结果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那颗以色列之星是土星(Gerhardt, Das Stern des Messias);另一派则主张那是木星(Voigt, Die Geschichte Jesu und die Astrologie)。可是,对东方占星家来说,这两颗行星的汇合,不大可能像征一位君王的诞生。
b. 耶稣事工的开始
从耶稣降生至祂开始传道,中间“约有卅年”的时间(路三23)。但是这节所说的“开头”不一定是指祂事工的开头,而“约”这个字所容许的幅度也是未知数。犹太人曾指着祂说,“你还没有五十岁”(约八57),也许显示耶稣在传道的过程中,是四十多岁,并且根据爱任纽的记述,在亚西亚省的长老中间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说法。可是犹太人的评语可能暗指利未人退休的年龄(民四3)。他们是对耶稣说,“如果照你所自称的,你仍在事奉神,则你断不可能有五十岁”。
耶稣是在施洗约翰开始工作之后才开始祂的事工的,因此这日子不会早于提庇留在位的第十五年(路三1)。过去学者认为这年是从提庇留与亚古士督共同摄政时开始算起的。基于有力的原因,现今一般人已经摒弃了这个看法。由于亚古士督死于主后14年的八月十九日,提庇留登基次年的开始,按叙利亚年历就是主后14年的十月一日,而按犹太年历,则是主后15年的尼散月一日。因此路三1提到的他在位的第十五年,是指主后27年(十月一日)到28年,或者指主后28年(尼散月一日)到29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路加在这里采用的资料,似乎是源自一个施洗的圈子的,而在许多早期的着作中,包括异教、犹太教及基督教的作品,提庇留第十五年都包括了主后29年的某部分。
路三21显示,施洗约翰的蒙召与耶稣受洗的时间之间,有一些时日,多久却无法确定。耶稣受洗后接着是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天,呼召第一批使徒,迦拿的婚筵,然后是在迦百农稍住。这些事情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之后耶稣上耶路撒冷过他传道生涯的第一个逾越节(约二13)。这个逾越节的日期,似乎可以从犹太人的声明中得知,他们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约二20)。根据约瑟夫(Josephus),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5. 380,希律在位第十八年(主前20或19)“开始建造”这殿。但在此之前他已开始将大量的建筑材料集合起来,所耗费的时间可能不包括在这四十六年之内。再者,犹太人的话也可能暗示,在那年的逾越节之前,圣殿已经完工了一段时日。
c. 事工的尾声
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本丢彼拉多任犹太巡抚的时候(四本福音书都这样记载,另见 Tacitus, Ann. 15. 44,大概 Jos., Ant. 18.63-4也持这个看法),因此,是在主后26至36年当中的一年。不同的人都企图找出哪一年是最可能的日期。
(i) 从路十三1及廿三12可推测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彼拉多已任巡抚有若干时日,因此主被钉十架的事不太可能在主后26或27年那么早就发生。
(ii) 许多早期的权威都主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是在那两位名叫杰米尼斯(Geminius)当执政官那年发生的,即主后29年。但这日期决不是早期教会所一致接受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像有些人以为的──这是可靠的传统。主张这个日期的作者有多位,特土良(Tertullian,约主后200)是最早期的;他们主要都属西方的拉丁教会。特土良与希坡律陀(Hippolytus)等多人将耶稣受难日的月、日定为三月廿五日,于主后29年,这天是星期五。可是,耶稣是在逾越节满月的时候被钉十架的,而在主后29年,那次的满月差不多可以肯定是在四月。
(iii) 彼拉多任巡抚时,曾经因为在耶路撒冷的王宫设立志恩盾牌而激怒了犹太人。希律安提帕领导犹太人请求提庇留王帝吩咐将盾牌移走。有些学者认为,这解释了路廿三12所提到两人之间的嫌隙的由来。提庇留批准了希律的请求。同一班学者认为只要提庇留仍然在他的密友斯仁尼士(Sejanus)的影响之下,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斯氏是犹太人的大敌人。他们下结论说,受难日必是在主后31年十月斯仁尼士死了以后,因此,不会早于主后32年。可是,彼拉多和希律之间的仇恨也可能是由于路十三1所提及的屠杀事件引起,或者由一些历史未提及的争论引起的。
(iv) 基呣(Keim)在他所着的 Jesus of Nazareth, 2,页379起,根据约瑟夫的声明(Ant. 18, 116)断定“世界历史重要的一年”的年份。约瑟夫指出,在主后36年,安提帕为亚哩达(Aretas)所击败的事,有人认为是出于神十分公义的惩罚,因为安提帕曾处死称为施洗者的约翰。基呣认为约翰必定是在这一年的两年之前,即主后34年,被处决的,而耶稣则在主后35年被钉死。不过,惩罚不是常常接在罪行之后来到的。而安提帕与亚哩达之间的仇恨,虽然很可能始自安提帕与亚哩达的女儿离婚一事,不过,约瑟夫的记载也显示,离婚事件与主后36年的战争之间相隔了一段日子。
(v) 在众多确定主被钉十架的日期的探讨中,最有果效的是靠赖天文学得出来的研究结果。根据四卷的福音书,受难日是个星期五。不过,在符类福音,那个星期五是在尼散月十五日,在约翰福音则是在尼散月十四日。现在,需借助天文学来确定的问题乃是,主后26至36年这几年哪一年的尼散月十四或十五日是个星期五。但由于在新约时代犹太月份是太阴月,而每个月份的开始是靠赖对新月的观察来决定的,问题主要在于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看得见新月。研究这个问题的福特赖汉(Fotheringham)和斯乔奇(Schoch)各自得出一个方程式。当他们将方程式应用出来时,就发现只有主后27年的尼散月十五日是个星期五;而尼散月十四日是个星期五的,则只见于主后30或33年。鉴于主后27年不可能是主被钉十架的一年,剩下来的选择就只有主后30年(四月七日)和主后33年(四月三日)。
按符类福音书对受难周的载记,某些事件发生于尼散月十五日,但那日有神圣的集会,那些事件不大可能在该日发生。约翰福音所提供的,关乎受难周的记载,本身看来肯定是比较可靠的,而至少直到主后三世纪初,这个记载都似乎更广泛的为教会所接纳。至于如何协调福音书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入,至今仍未有受到广泛支持的结论,这个问题仍在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学家的计算显示,基于其他理由被接纳为主受难的年份中,没有任何一年的尼散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四。
d. 耶稣事工的长度
知道耶稣工作时间的长度,较知道他的事工什么时候开始、结束更为重要。有关主工作时间的长度,主要有三种理论:
(i) 一年说。最初支持这个理论的人认为它拥有强而有力的证据,因耶稣曾将以赛亚的预言“神悦纳人的禧年”(赛六十一2;路四19)应用到他自己。这个理论在尼西亚大会之前受到广泛的接纳;到了十七世纪又被旧话重提。对这个理论提出挑战的文章,包括有范比巴(van Bebber)的 Zur Chronologie des Lebens Jesu, 1898,和贝塞尔(Belser)的文章,在 Biblische Zeitschrift 1, 1903; 2, 1904。
(ii) 二年说。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是老底嘉的亚波里拿留(Apollinaris)。他认为从耶稣受到被钉十字架,其间的逾越节只有约翰福音中明显提到的三次(二13,六4,十一55)。此说在中世纪受到极少数人的欢迎,最近却有许多人支持。
(iii) 三年说。据学者所知最早支持这说法的人,是撒狄主教米力图(Melito),但该说之所以能在尼西亚大会之后及整个中世纪广泛被接受,主要是由于优西比乌(Eusebius)的影响力。他反对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神悦纳人的禧年”一语的“年”字,并且证明唯有整整三年的事奉才能符合约翰福音书的记载。他的说法是具说服力的。在我们这世代,此说也获广泛的支持。
由于约六4提到逾越节,这节经文又有优越的抄本根据,我们必须摒弃一年说,而要在二年与三年说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就必须谨慎的研究约二13与六4所提到的两次逾越节之间的一段时间。
通常从撒种到收割中间相隔六个月,这样约四35所说的,“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便不可能是一句谚语,一定是与说这句话时的背景有关。那么,约四43提到耶稣回到加利利,那时必定是冬季。很多主张二年说的人跟随凯皮利尔(Kepler)的看法,认为约五1所提到的不具名的节期是普珥节,但这看法不大可能。普珥节是在二月到三月间庆祝的,因此是在耶稣回到加利利的不久之后。但是五1的“这事以后”暗示,从耶稣回加利利到他第二次探访耶路撒冷,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日。五1未具名的节期较可能是继耶稣回加利利之后,接着来在三、四月间的逾越节,或是接着来的五旬节或住棚节。某些二年说的支持者也同意这不具名的节期是接着来的逾越节,但将这逾越节与约六4的逾越节视作同一次。其中有人主张约六4的“近了”是指“刚过去”;有人则认为约六原来的次序是刚在约五之前。可是,约六4的“近了”不可能指“刚过去”,因为约六1的“这事以后”明显指出,约五与约六的两桩事件中间相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再者,也没有抄本证据支持约五、六次序倒转的建议。因此,约二13与六4之间,似乎应该有另一个逾越节,这样耶稣的事工长达整整三年。
根据上述的第一个理论,耶稣事工的第一个逾越节与最后一个逾越节依次是在主后29和30年;根据第二个理论,二者是在主后28和30年;而根据第三个理论,二者是在主后30和33年。
Ⅱ 使徒时代的年份

a. 五旬节至保罗归主
保罗归主三年后(加一18),从大马色逃出,当时有一个官员,“在大马色亚哩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保罗(林后十一32-33)。根据某些学者的看法,这位官员是一班亚拉伯人的酋长,他们臣属于亚哩达王,扎营大马色城外。但保罗的记载显示这位官员是在大马色城内履行他的职责的。根据另一些人的说法,大马色曾经是罗马的直辖行政区,而这位官员则是该城内亚拉伯社团的居民代表(参:在亚历山太的犹太人的总督,Jos., Ant. 14. 117)。可是,这种代表应该没有守卫该城的权力。由此看来,在这个时候,亚哩达王似乎拥有大马色,而这位官员是他在大马色的总督。出土的银币显示,直到主后33年为止,大马色是属罗马统治的。主后37年叙利亚的总督威特留(Vitellius)向亚哩达进军,但他没有向大马色进发,而是向南方的彼特拉(Petra)进发。除裴大马色仍在罗马手中,否则,他不会这样做。亚哩达死于主后40年,因此他必定是在主后37至40年之间掌管大马色,而保罗归主的日期必是在主后34至37年之间。
没有清楚的证据显示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到保罗归主的时期是一段长时期。有人极力主张,司提反被石头打死是违法的行为,若在彼拉多任职巡抚的期间,犹太人应该不会冒险去做这种事,故此,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事,不会早于36年。但没有人可以说这种狂热的行动不会爆发。有人则注意到,保罗归主前,基督教已经传到大马色。只是在耶路撒冷之外,当时各地似乎还未有组织严密的基督教团体出现。在早期五旬节的那种时代,基督教发展迅速是可能的。据爱任纽以及“以赛亚升天记”(Ascension of Isaiah)的传统说法,五旬节至保罗归主之间,相隔了十八个月。虽然这个说法未必准确,可是,保罗归主的年份,似乎更可能是主后34或35年,而不是36或37年。
b. 从保罗归主后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到他救济饥荒的再访
保罗归主后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是在主后37或38年,他在那里住了十五天,然后去叙利亚、基利家,并留在那里,直到巴拿巴邀请他去安提阿协助对方。一年之后,两人受托把赈灾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这是徒十一29-30和十二25提到的。
路加在徒十二1暂停他对这次探访的记载,以便插入1-24节的段落,来交代在这次探访之前,耶路撒冷教会的发展。故此,按路加的记载,这次探访的日期是在亚基帕一世死了之后。约瑟夫所记的细节,显示亚基帕一世死于44年,可能在尼散月一日之前。亚基帕迫害教会的事,是发生在一个逾越节的期间,故可能是在43年,但不可能更早了,因为这次迫害,似乎距他的死期不太久。
亚迦布所预言的临到犹大的饥荒,发生在提庇留亚历山大作巡抚的时候(主后46-48),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是在农产歉收那年的翌年,新的收成即将开始之前。就在那个时候,亚迪亚便(Adiabene)一地的王后海伦娜(Helena)来到耶路撒冷,将五谷带给那里的居民。蒲纸的记录显示,在主后45年的下半年,埃及也有饥荒,海伦娜的仆应该不会在那个时候在埃及找到五谷,最早也要等到主后46年的收割之后。故巴勒斯坦歉收的情况,必是在46或47年。在安提阿所收集的捐项,应该是在犹大的基督徒开始感到有需要时才送去的,故此,这赈灾之行应是在45年底或46年。这两个日期中较早的日期较能容得下随后发生的事件,因此比较可取。
c. 第一次布道旅行
保罗与巴拿巴回到安提阿后不久,就开始第一次的布道旅行,大概是在46年初。他们坐船到居比路的撒拉米,然后横过这个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方伯士求保罗。这个人是不是皮里纽(Pliny)在他的着作 Historia Naturalis 所提到,为他资料来源之一的士求保罗,未能确定。罗马的一个纪念碑中提到一名为士求保罗的人,他在革老丢统治期内,任提贝尔(Tiber)的主管,但后来是否任职居比路则无可稽考。另外在居比路所洛伊(Soloi)发现的纪念碑,结尾有一个日期,写着“13年,迪玛乔西奥斯月25日”,但又有一段附录写着,“当保罗任方伯时,他(纪念碑的亚波罗纽)也曾将元老院改组”。这位保罗可能就是使徒行传的士求保罗,但亚波罗纽可能不会在13年将元老院改组,而且“13年”本身是指什么也不能确定。另外有一个纪念碑显示,保罗作方伯的年份既不是51年也不是52年。不过,要根据现存的碑文所提供的资料来决定保罗任方伯的准确年份是不可能的。
从撒拉米往西行,保罗和巴拿巴这二位宣教士可能已将福音传遍他们所到的各个城镇。然后,他们可能在秋天抵达帕弗,之后横渡到别加,在冬天之前,于彼西底和吕高尼展开宣教工作。用十二个月的时间在那些地方宣教,似乎已经足够了,因此,他们回到安提阿的时间可能是在47年秋。
d. 使徒大公会议
早在48年初,保罗归主的十四年之后,他就和巴拿巴一同参加徒十五的使徒大公会议。
某些人主张这个会议与加二1-10的会议是同一个会议。有人提出反对,指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不可能不提及徒十一30的耶路撒冷之行。可是,将徒十五与加二的会议视作等同的人认为这个反对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保罗之所以在加一18引述那次访问,是为了某个原因,而在加二1引述另一次访问,则是为了另一个原因。为了表明他作使徒一事,“不是由于人,也不是藉着人”,保罗声明他是在归主三年之后才与使徒有接触的。至于他提到的,之后另一次的耶路撒冷之行,则是为了向加拉太人证明,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的身份,是教会的领袖所承认的(*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和*加拉太书)。
有人认为徒十一30的访问是在亚基帕迫害教会之前,然后主张徒十五的会议( = 加二1-10)是那个时候召开的。可是,这个主张有年份上的困难,因为如此一来,保罗的归主就不可能晚于主后30年。另外,有人虽同意徒十五的会议是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召开的,却认为那时才是安提阿人将收集的赈灾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捐款不是更早之前送去的。他们假设路加有两份关于这次耶路撒冷之行的记录,一份源自安提阿,另一份源自耶路撒冷,而路加则误以为这是两次不同的拜访。诺克斯(J. Knox)在他的着作 Chapters in a Life of Paul (1954)中,不但将保罗的布道旅行浓缩成一个时期(主后40-51),更将使徒的会议置诸其后。然而这种彻底修订保罗生平年份的做法,并未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e. 第二次布道旅行
保罗似乎是在48年的暮春,开始他第二次的布道旅行的。他先访问叙利亚和基利家的教会,以及小亚细亚已经成立了的教会,然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弗吕家和加拉太”(徒十六6)。有关他在那里的宣教情况,经文并无记载,但一定包括教会的建立。如果这些教会所在的“加拉太”是按这名称在人种方面的含意来理解(直到十九世纪为止,这个看法仍是一般学者所持守的),那么,他们就是日后保罗写的加拉太书的受众。保罗一直在那里停留到49年初,可能就是忙于建立教会。接着是在马其顿和亚该亚的宣教,但这在迦流事件之后很快就结束(徒十八12-17)。根据一块碑文的资料,我们可以给这桩事件的日期定出一个狭窄的范围。这块碑文记载了革老丢给特尔腓人(Delphians)的法令,日期是人对他“作王的第廿六次拥戴”,碑文提及迦流是方伯。现有的碑文(CIL, 3. 476 和 6. 1256)显示,革老丢接受人对他作王的第廿三次拥戴是51年的一月廿五日之后,而第27次的拥戴则是在52年八月一日之前。如此,第廿六次拥戴很可能是在52年上半年,也就是法令写成的时候。但在此之前,迦流已经就有关的边境问题作出调查,并和革老丢在书信中讨论这事,故此那法令的年代,必是在迦流作方伯的下半年,而这年一定是于51年夏开始的。徒十八12显示犹太人暴动前,迦流已作方伯若干时日。然而,犹太人大概不可能等超过(譬如说)两三个月。由于保罗在这桩事件之前已在哥林多住了十八个月,他必是在50年初抵达该城的,然后他在哥林多“又住了多日”(徒十八18),这个片语在这里不可能指超过一、两个月,因此他可能是在51或52年的冬季回到叙利亚的。
在抵达哥林多后,保罗遇见亚居拉和百基拉刚从罗马来,因为革老丢命令所有犹太人离开罗马。阿若修(Orosius)记载这个驱逐令是在革老丢第九年,即49年(一月廿五日)至50年的期间颁布的。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阿若修从何处确定这日期,这日期却可能来自可靠的权威。这日期也与保罗在50年初抵达哥林多的结论互相吻合。
f. 从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开始到他抵达罗马
保罗不太可能早于52年开始第三次的布道旅行。由于这次旅行包括在以弗所逗留三年(徒廿31)以及在希腊住下三个月(徒廿3),故这次旅行最早也要到55年才结束。两年以后,非斯都接替腓力斯为巡抚(徒廿四27),那么非斯都的到任不可能早于57年。由于非斯都的继任者于62年的住棚节已住在巴勒斯坦(Jos., BJ 6. 300起),而非斯都是死于任期内,故他最晚也是在61年抵达巴勒斯坦。在57到61年这些可能的年份中,大部分学者不赞成57或58年的说法,认为是过早;却接受59或60年的年份,即将保罗抵达罗马的日期定为60或61年。
但非斯都作巡抚时,曾准许一个使团带着一份请愿书到罗马,而在罗马,“为了满足尼禄的妻子蒲比雅(Poppaea)的心愿”(Jos., Ant. 20. 195),他们的要求获批准。由于尼禄与蒲比雅是在62年五月结婚的,非斯都在四月可能还活着。犹大省在主后59年发行一种新的钱币(在66年的叛乱之前最后一次发行硬币),可见非斯都也许是在那年上任的。
保罗从哥林多回到叙利亚可能是因为生病,而他大概直到53年才开始第三次的旅行。他再次回到弗吕家与加拉太等地区,这次他经由加拉太进入该地(徒十八23)。从徒十九1的记载看来,他在小亚细亚中部似乎有相当大规模的传福音工作,然后大概在54年秋,就来到以弗所。在57年,继以弗所发生的一场暴动之后,保罗离开该处到特罗亚。58年初,他横渡欧洲,在那里遇见了提多,带来哥林多教会的消息,使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焦虑消失。之后他留在马其顿及亚该亚工作,也可能到了以利哩古(罗十五19),跟着在59年回到耶路撒冷。在61年,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囚禁达两年之后,上诉该撒,而于那年秋天(徒廿七9)坐船往罗马,62年抵达该地。
根据约瑟夫的记载,腓力斯回到罗马以后,因有他兄弟巴拉(Pallas)的干预,不致因为他在巴勒斯坦的失职受到惩罚,这兄弟“当时受他〔尼禄王〕尊崇备至”。另外,根据塔西图(Tacitus)所载,尼禄即位不久就将巴拉撒职。优西比乌的历代志(Chronicle, Hieronymian 版本)提及。非斯都作巡抚是在尼禄的第二年。有些学者注意到以上几点。并视徒廿四27的那“两年”,为腓力斯任巡抚的时期,他们于是认为非斯都是在55或56年继腓力斯的职位。我们反对这个“较早的年份”,因为若采这个观点的话,保罗第三次旅程上所发生的事便没有足够的时间发生,这观点也对徒廿四27采用了那比较上不自然的解释,而且约瑟夫本人也将腓力斯的巡抚任期内所发生的事,归入尼禄的统治期。
g. 从保罗抵达罗马到使徒时代的结束
一直到主后64年,即尼禄大迫害的那年,保至少有两年被关在罗马监狱,他当时遭受什么待遇,则不容易确定。
神曾经施行奇迹,拯救彼得脱离亚基帕的手(徒十二3起)。后来彼得参加使徒大公会议,以后又访问了安提阿教会(加二11起)。林前一12提到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矶法党,但这并不能绝对证明彼得去过哥林多。倒是有充分证据表明他最后到了罗马,可是,他与罗马城的关连,唯一可确定的是他在那里殉道而死。
根据约瑟夫(Josephus),Ant. 20. 200,主的兄弟雅各在62年被石头打死,但这段记载可能是后人加插进去的。在犹太战争爆发(66-70年)的不久之前,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逃到珀拉(Pella)。豆米仙(Domitian)统治期(81-96年)内基督徒遭迫害的起因,主要似乎是由于私人的仇恨或群众的愤怒,而并非整个国家的行动。有关使徒约翰与其兄弟雅各一起殉道(徒十二2)的说法,仅有很少证据可以证明。据爱任纽(Adv. Haer. 2. 22. 5)的记载,约翰活到他雅努(Trajan)王帝的时代,这是更为可信的。约翰的去世(约主后100),标志着使徒时代的结束。
有关新约书卷的日期,见个别书卷的条目。
表 新旧约年代大纲
图 以色列史的简化图表
书目:Ginzel, Handbuch der mathematis-chen und technischen Chronologie, 1906-14; Cavaignac, Chronologie, 1925; J. Finegan, Handbook of Biblical Chronology, 1964; U. Holzmeister, Chronologia Vitae Christi, 1933; J. K. Fotheringham, 'The Evidence of Astronomy and Technical Chronology for the Date of the Crucifixion' in JTS, 35, 1934, 页146起;E. F. Sutcliffe, A Two Year Public Ministry, 1938; G. Ogg, The Chronology of the Public Ministry of Jesus, 1940; The Chronology of the Life of Paul, 1968; L. Girard, Le Cadre chronologique du Ministe&re de Je*sus, 1953; A. Jaubert, La Date de la Ce&ne, 1957; D. Plooij, De Chronologie van het Leven van Paulus, 1918; U. Holzmeister, Historia Aetatis Novi Testamenti, 1938; J. Dupont, Les Proble&mes du Livre des Actes, 1950; G. B. Caird, The Apostolic Age, 1955, Appendix A; J. J. Gunther, Paul, Messenger and Exile: A Study in the Chronology of his Life and Letters, 1972; J. A. T. Robinson, Redating The New Testament, 1976。

 

参考资料《圣经新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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