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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纸和陶片

 蒲纸和陶片(PAPYRI AND OSTRACA)

Ⅰ 古埃及文

a. 蒲草,蒲纸

i. 名称。英文 papyrus 一词是指芦苇属的一种高大水生植物,亦指用其木髓制成之书写纸张,也指用这种纸张写成的各份抄本。这词所根据的希腊字 papyrus (英文的 papyrus,paper 都由此而来),起源仍无从确定。有人认为它源自埃及科普替语(Coptic,末期古埃及语)据称有的词语 papu{ro,大意是“属于王的”。这推论反映了希腊罗马时代的蒲纸制造乃是王室专利的史实。

ii. 这种植物和它的用途。在古代,纸草(Cyperus papyrus L.)这种*植物普遍生长于埃及,尤其是三角洲的沼泽和湖泊中;野生的纸草现在已不见于苏丹以北的地区,不过它仍然生长在巴勒斯坦的呼勒湖(Lake Huleh)的沼泽中,另外在西西里(Sicily)也可以找到。它有粗大的茎,茎的横切呈三角形,它的根植淤泥中,可长到三至六公尺高,顶端绽放巨大、散开、钟状的花朵(见 H. Frankfort,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 1951,图页2;关于古书中的描述,见 W. Stevenson Smith,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 1958,图页129A。)蒲草的优雅形态在埃及人的艺术和建筑中是广泛采用的花纹。希伯来文 go{me~(AV 作“芦苇”、“灯心草”)似乎是指蒲草植物。圣经提及它的地方都非常符合我们所知的蒲草性质和用途。它确实长于泥沼中(伯八11),也的确宜于代表丛生的沼泽植物,堪与旷野的沙成强烈对照(赛卅五7)。放置婴孩摩西的小篮或“箱”是蒲草造的(出二3);古代的图画显示,在埃及和埃提阿伯,蒲草船和轻舟出现在尼罗河和河附近的沼泽中(赛十八2),(见 M. Murray, The Splendour that was Egypt, 1949,页83,图页19。)除了造芦苇船和篮子以外,蒲草还用来编绳子,织草鞋和缝制某种衣服,穷人甚至用它的根来作食物。

iii. 蒲草“纸”。制造的方法如下:先削掉茎的表皮,继而把茎切约四十至四十五公分的长度,然后把这些新嫩的茎心切成薄条。把薄条重叠排放在硬木上;在这叠薄条之上又排置更多的薄条,上下两叠的方向互成九十度直角;最后的步骤只须用硬物,例如木槌,把它们槌压成片。经过修剪和磨平,它便成了一张带白色的纸。这种纸很耐用,但时日久了就会变黄。显示横纤维的一面通常是首先书写的一面(除非作信件用),称为正面;直纤维的“背”面则称为反面。把这些纸张头尾相接,稍微重叠地黏连起来,便成了蒲纸卷。标准的长度是二十张纸,如有需要的话,可以剪短或增贴而加长。现知最长的蒲纸是英国博物馆珍藏的那著名的哈理斯一世蒲纸(Papyrus Harris I),约属主前1160年之物;它长约四十公尺。蒲纸的高度按用途而定:较大尺寸的(最大的有四十七公分;在埃及第十八和第十九至二十王朝通用的多是卅五点五公分和四十二公分)用作官府、商业和记账的文件(有长排的数字);较小尺寸的(约十八公分和廿一公分,但往往更小)则用来抄写文章。

iv. 蒲纸的用法。这是由明确的传统习惯所定的。因埃及字体通常是由右至左,文士总是在一张蒲纸的右方开始向左写──早期采用直行(由最早期直到约主前1800年都往往如是),其后则按适当的长度横写,归入连续的“栏”或“页”。关于所用的字体、标点、书写工具、抄本等等,见*书写,写作,文字;*经文与译本。

  蒲纸的使用始于埃及人历史的开端(主前约3000),直至伊斯兰时代初期(主后第七世纪及以后)为止。最古的卷轴(空白的)是属于第一王朝的,带有文字的最古卷轴则属于第五王朝,约主前2500年。在主前二千年期和一千年期,埃及人为了书写各种记录,曾制造并使用大量的蒲纸;但蒲纸并不便宜,所以埃及人常常使用旧卷轴,利用背面和空白的地方书写,或把旧文字洗掉,好腾出地方写上新的。

  在主前二千年期末叶以前,蒲纸曾大量输往叙利亚、巴勒斯坦,肯定还传到更远的地方。主前约1075年,腓尼基属下比布罗斯(Byblos)的王子萨卡巴力(Zakarbaal)根据前人留下来的账目卷轴,向埃及特使温那孟(Wenamun)开报木材的价格,而温那孟为木材所缴付的部分款项就包括了“五百(卷)精制的蒲纸”(ANET,页27a、28a)。至于希伯来人和亚兰人使用蒲纸的做法,以及蒲纸在新约时代的用途,见以下各有关段落。论到蒲纸在埃及作为书写媒介的各方面情形,见:车尼(J. Cerny*), Paper and Books in Ancient Egypt, 1952。葬礼和行政管理用的蒲纸面貌,分别见 IBA,页36-7,图30-1。

b. 陶片

  Ostraca 一字为希腊文 ostrakon 的复数,本义是“蚝壳”,但希腊人也用以指称碎陶片。他们在这些陶片上记录选票(因此英文有 ostracize 〔放逐、排斥〕一字)。在埃及,这个词是指用墨写上题铭和图画的石灰石片或碎陶片。虽然这种陶片见用于埃及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又出现于不同的地点,但出土的陶片多半都属于新王国时期(主前约1500-1070),地点则是上埃及的底比斯(Thebes),主要来自埋葬帝后的陵谷,以及陵墓工人的村庄(今日称为迪珥梅迪尼 [Deir el-Medineh])。埃及的陶片上多是僧侣所用的草书;那些用比较正式的象形文字写成的就十分罕见了。有图画的陶片往往美观悦目,是艺术家余暇之作。有文字的陶片分为两类: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前者录有埃及文学著作的片段(故事、诗词、智训、赞美诗,等等),是学校的习作、记忆测验,或仅为兴趣而写的;这些陶片所保存的文学作品(或作品的片段)多是至今不见于别处的文献。非文学性陶片的文字内容则包罗甚广。它们相等于埃及人的备忘簿、速记本和碎纸片,而且反映了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工人名册和缺席记录,工作报告(参:出五18-19),粮油配给,无数关于砖块、干草、菜蔬、器皿等记录,诉讼,婚约,购物票据,追讨欠债通知书,大量的函件和备忘录,还有很多其他的记录。这大批资料使我们对以色列人寄居于埃及和出埃及前后的日常生活有清晰生动的了解,它们也为出埃及的历史记述提供了有用的背景资料。(*拉吉;*撒玛利亚)

 

Ⅱ 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
a. 希伯来文蒲纸

  现存最古之希伯来文蒲纸抄本(慕拉十七 [Mur 17]),是1952年在死海附近的慕拉拔河谷(Wadi Murabba`at)发现的。慕拉十七是用古希伯来字体,写在蒲纸复写本上,其日期为主前第八世纪末叶或第七世纪初叶。那封原来的信已被擦掉,只遗留了几个字仍可辨认,新写上去的是人名单。在昆兰发现的大多数古卷都是羊皮纸,只有小部分的蒲纸抄本值得一提。在第四洞发现的有《团体法规》(The Rule of the Community)和《感恩赞美诗》(The Thanksgiving Hymns)的蒲纸片断。数以百计的蒲纸碎片发现于第六洞,其中有圣经列王纪和但以理书的残篇,都是用半草书写成的。在昆兰的古卷出土以前,包含部分申命记第五、六章的纳士蒲纸本(Nash Papyrus)曾占有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是当时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它的日期可能早至主前第二世纪。慕拉拔河谷也曾发现属巴柯巴(Bar Kokhba)叛乱时代(主后132-135)的各类希伯来文蒲纸。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巴柯巴的几封亲笔信,其中并录有他的真名──科斯巴之子西缅(Simeon Ben Kosebah)。

b. 希伯来文陶片

  陶片不值钱且用途有限,所以在其上刻写的往往是次要的资料。虽然如此,刻有希伯来文的陶片对旧约的语文和文学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撒玛利亚陶片是最重要的一批,主要部分是1908-10年由哈佛考古队发现的。它们的日期属耶户朝代,可能来自第九世纪末约哈斯在位之时。它们是在一王室仓库发现的,其上记录了油、酒的账目,可能涉及在撒玛利亚附近王室物业的出产。每一份记录都标有君王在位年份,其中也包含许多人名和地名,然而也不是一律如此的;人名方面包括耶和华、伊勒和巴力等元素的复合字。见 LOB,页315-27。在亚拉得发现了许多以亚兰文刻写的陶片,也有一些是以希伯来文书写的;后者的日期属主前第七世纪末,内容涉及酒、面粉和饼的供应,都是某官员必须为旅客(军队?)提供的物资。在圣殿的废墟中出土的较细小陶片,记录了祭司家族的名字,其中包括可拉族(bny qrh])。雅孚纳炎(Yavneh-Yam)陶片的日期属于同一时期。其中一片引起了特别的兴趣:它记录一个农夫的请求,他求监工归还他的外衣,因为后者冤枉他懒惰而夺取了那外衣(参:出廿二26-27)。大致属于同期的陶片是1923-5年在耶路撒冷发现的俄斐勒(Ophel)陶片。它保存了一份用古体希伯来文书法写成的人名和出处的一览表。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拉吉陶片,其中廿一片是1935年和1938年在那座古城(即今日的杜威尔废丘 [Tell ed-Duweir])遗址发现的。这些陶片的特别价值在于其中大部分的日期都可确定为主前587年。它们多半是书信,拉吉的军事总督耶奥施(Yaosh)的名字曾经出现,因为他是一部分信件的收信人。这些信件反映犹大危在旦夕的情况,因为巴比伦人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其中的记载与耶利米书略有关涉。值得注意的特色,包括随意使用耶和华一名的四个字母(tetragrammaton),又提及一位先知充任信差。有些用希伯来文刻写的陶片也在昆兰、慕拉拔河谷和马撒大(Masada)出土(在后者出土、一块刻有便耶尔 [Ben Yair] 一名的陶片特别引起人的兴趣,因为它可能与奋锐党的领袖以利亚撒便耶尔 [Eleazar Ben Yair] 有关)。

c. 亚兰文蒲纸

  现存最早的亚兰文蒲纸抄本,可能是1942年在埃及的萨奎拉(Saqqarah)发现的。它是阿多(Adon)王致法老的函件残篇,可能是在非利士或腓尼基海岸某地发出的。这说明了国际外交界在波斯时代以前已使用亚兰文,因为这封信不可能是尼布甲尼撒时代之后写的(崩于主前562年)。但在所有亚兰文蒲纸抄本中最重要的一批,乃是来自埃及伊里芬丁(Elephantine)岛的。在这里、孟斐斯(Memphis)以及希摩波利(Hermopolis),大量属主前第六世纪晚期和第五世纪由犹太人书写的蒲纸抄本得以保存下来。法律文件和私人信函都不少,甚至有一份《亚希夸箴言》(Sayings of Ahikar)最古版本的残篇。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蒲纸上的亚兰文颇像圣经中以斯拉记的亚兰文。这些犹太侨民自建敬拜的殿(虽然申十二5-7并非如此教导),甚至把以色列独一真神的名与迦南神明的名字连合使用(如:亚拿特-雅户 [Anath-Yahu],亚拿特-伯特利 [Anath-Bethel])。出于耶利哥西北十九公里的达利耶河谷(Wadi Daliyeh)的蒲纸抄本,来自第四世纪。这些抄本是在一个洞穴里发现的,据猜是在撒玛利亚书写后,由该处来的难民收藏在洞里的。它们是法律和行政事务的文件,大约写于主前375至365年,可能是那些要逃避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人所弃置的。昆兰出土的文献中也有亚兰文蒲纸(如:在第四洞发现了一份录有旧约家谱的抄本),在慕拉拔河谷亦有同类的发现(如:买卖契据)。在后者的附近又发现属拿巴提人的残篇。

d. 亚兰文陶片

  一分早期的文物是在亚述城(Asshur)所发现的碎陶片上的信件,大概写于主前第七世纪。在伊里芬丁(见上文)发现的亚兰文陶片主要是缴税的收据。在卡雷法废丘(Tell al-Khalayfa)发现而属于波斯时代的碎片显然是有关酒的收据。数十块亚兰文的碎陶片出现于亚拉得的出土文物之中。昆兰和慕拉拔河谷也有发现,但价值不大。在慕拉拔河谷发现一封信(?)的残篇,推断其日期是主前第一世纪初期。

e. 希腊文旧约蒲纸

  现存的蒲纸抄本为数不少,不过,它们一律都是断简残篇。最古老的大概是约翰莱兰(John Rylands)希腊文蒲纸抄本458号,包含申廿三-廿八的片断,其年代属主前第二世纪。传俄(Fouad)蒲纸抄本266号几乎是同样的古老,它保存了创七、卅八,以及申十七-卅三的片断。彻斯特比提(Chester Beatty)希腊文旧约蒲纸本包括旧约不同书卷的片断,其日期属主后第二世纪至第四世纪。费瑞(Freer)希腊文抄本五号来自主后第三世纪,是小先知书的蒲纸抄本。昆兰第四洞发现了利二-五的残篇,而第七洞则发现出廿八4-7和《耶利米书信》(Epistle of Jeremiah)四十三-四十四的残篇。在昆兰的发现大概是主前第一世纪之物。


Ⅲ 新约

a. 引言

  上一世纪在埃及发现的希腊文蒲纸本,对新约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在最初的出土物中,圣经的蒲纸抄本很罕见,但自1896年起,由于格仁斐尔(Grenfell)和亨忒(Hunt)开始了有系统的发掘,便发现了大量的蒲纸,包括新约各卷书的片断,也有属于最初几个世纪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约圣经的文件。收获甚丰的地点是发雍(Fayyu^m)以及它以南的地方,尤其是俄西林古(Oxyrhynchus)、希摩波利(Hermopolis)、帖提尼斯(Tebtynis)、亚富罗底土波利(Aphroditopolis)和潘诺波利(Panopolis)。

  历来许多学者假定新约希腊文是“圣灵用的语文”,是独一无二的,但有些人,例如马森(Masson)、莱特佛特(Lightfoot),和法勒(Farrar),却早就认为新约作者所用的语文是主后第一世纪通用的希腊文(koine{ Greek),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口语多于接近书面语的形式,而他们的想法不久就给证实了。由于蒲纸本的发现,我们现有大量新约字眼获当代通俗希腊文使用的实例。从狭义来看,我们仍旧可说新约的语文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背后往往有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根据。“希伯来文化的传统和希腊世界之间的张力深刻地影响了新约所采用的语文”(Hoskyns and Davey, The Riddle of the New Testament 1931, 页20)。再者,学者们一向以雅典城邦的(Attic)文法、句法和风格为标准来评核新约,这个倾向也因蒲纸本的研究而得以纠正,学者们从而十分清楚地知道:主后最初几个世纪内,通俗希腊文(koine{)的演变比较迅速,日后发展为拜占庭时代的希腊文,而最终成了近代的希腊文,所以学者必须按这个发展来衡量新约的语文。过分强调上述研究的进展固然是不适当的,然而,它们对新约经文、语文和文学的研究,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因而对新约神学的诠释大有裨益。赞斯(G. Zuntz)在1946年的史韦诗讲座(Schweich Lecture)(以 The Text of the Epistles 为题发表于1953年)中,呼吁学者把这两个研究领域积极地连合起来。“研究新约的神学家也必须具有语言学家的素质”(第3页)。实践这种主张的最佳著作大概就是 TDNT 了。

  新约原来的文稿全都写在蒲纸卷轴上(最简短的一两封书信则可能写在一张张的蒲纸上)。我们在这里可略提经文的流传对发展新技术的重大影响。在罗马帝国其余的地方,在主后第三世纪以前,蒲纸抄本(书本)尚未取代卷轴,但埃及却有证据显示基督徒群体很早已发展了抄本的形式了。已发现了十份属于主后第二和第三世纪初期的圣经抄本片断,和111份属于第三、四世纪的片断,其中只有十二份是采用蒲纸卷轴的形式。罗马书的经文需要一卷四公尺长的卷轴,马可福音需六公尺,使徒行传约需十公尺(参:提后四13提及卷轴,和保护卷轴用的封皮)。但因福音书和书信的复制本的需求大量增加,自然便发展了抄本的用法,就是把一张张的蒲纸对折摺叠起来,好像现代的书本一样。一份抄本便能容纳四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或可抄录所有的保罗书信。

b. 最值得注意的蒲纸抄本

  最晚近的一份一览表是由莪兰德(K. Aland)辑录的(1976),包含了超过241条目,其中68份抄本列入新约圣经的经文校勘表内。许多抄本都比较简短,但那些比较长的抄本却非常重要。

  P1(三或四世纪)包含太一1-9、12-20;P4(四世纪)包含路一74-80,六1-4;P5(三世纪)包含约一23-31、33-41和廿11-17、19-25;由对折的两张组成,而其经文显露了后来西乃抄本和梵谛冈抄本所衍自的系别。P8(四世纪)包含徒四31-37,五2-9,六1-6、8-15;P13(三世纪,书写在黎维 [Livy] 作品摘要的背面)包含来二14-五5,十8-22,十29-十一13,十一28-十二17;P20(三世纪)包含雅二19-三9;P22(三世纪)包含约十五25-十六2、21-32;P27(三世纪)包含罗八12-22、24-27、33-九3;九5-9;P37(三世纪)包含太廿六19-52;P38(四世纪)包含徒十八27-十九6,十九12-16。

  关于彻斯特比提蒲纸本(P45, 46, 47),第一和第二号是特别有意思的。P45(三世纪初期)包含三十张(来自一份有二百二十张的抄本),其内容有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包括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十七张)和使徒行传(十三张)的片段。P46(也属三世纪初期)有八十六张,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分三组发现的,包括罗马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中只有小部分漏掉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罗马书结语的赞美诗是在十五章之后出现的。P47(三世纪,共十张)有启九10-十七2;P48(三世纪,类似 P38)有徒廿三11-16、24-29。P52(著名的“约翰莱兰”蒲纸篇,长九公分,阔六公分)于1935年由罗伯次(C. H. Roberts)鉴定为约十八31-33、37-38,是第二世纪初期之物。P64(二世纪)包含太廿六的一部分;P66(主后约200),就是“波得马蒲纸本二号”(Bodmer papyrus II),有一○八张,分为五帖,每帖长十六公分,阔十四公分,包含约一1-十四26。

  这些抄本和许多较次要的蒲纸本,与那些重要的羊皮抄本和早期之新约版本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深入研究的主题。

c. 对于新约经文鉴别研究的影响

  若要阐述蒲纸抄本在新约经文研究方面的影响,就必须略述希腊文经文直到学者发现蒲纸本之间的历史。1611年的钦定译本(AV)依据罗伯司提反(Robert Etienne, Stephanus)在1550年所编制的希腊文新约版本,即“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而这版本又大部分依据伊拉斯姆(Erasmus)于1516年所发行的版本。司提反只参照了十五份抄本,而它们都是晚期的抄本,又仅代表拜占庭或东方传统的经文。引发学者认真搜求所有可用抄本的事,乃是亚历山太抄本(Codex Alexandrinus)于1627年在英国的出现,它是主后第五世纪的羊皮抄本。但到了1859和1867年,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和替申多夫(Tischendorf)的梵谛冈版本(Vaticanus)依次发现,这才促进了经文鉴别学的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埃及可能保存了大量的蒲纸抄本。魏斯科(Westcott)与候特(Hort)于1881年发表了一份修订的希腊文经文,在那年出版的英文修订版(RV)圣经曾广泛地采用它。这些学者把经文分为四大体系,即叙利亚体系、中立体系、亚历山太体系和西方体系(Syrian, Neutral, Alexandrian and Western),而他们则最重视中立体系,这包括梵谛冈和西乃抄本、埃及科普替译本(Coptic Versions)以及同类抄本。

  新约蒲纸抄本对于上述学术研究的发展和修订扮演了显著的角色。学者们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就确信魏斯科和候特不宜把各体系视为界限分明的类别;而史特理特尔(B. H. Streeter)采用了由费拉(Ferrar)、阿伯特(Abbott)和莱克(K. Lake)所辨别出来的小草字体抄本,和科立得提(Koridethi)抄本(九世纪),指出二者与俄利根(Origen)的新约经文有密切的关系,他并且相信这三者(起码就马可福音而言)全属“该撒利亚”体系(俄利根在该撒利亚度过他的晚年)。在费瑞(Freer)抄本(“华盛顿福音书”)和彻斯特比提蒲纸本中的福音书经文,进一步显示“该撒利亚”体系的经文大概源于埃及,而由俄利根从亚历山太带往该撒利亚。彻斯特比提这一类蒲纸本,尤其是 P46,具有重大价值。它们证明了福音书和保罗书信的汇辑早就用上了抄本(书本)的形式。这类抄本的流通极有助于新约正典的形成。学者确定彻斯特比提抄本属于主后第三世纪之物,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系经文传统早于第四、五世纪那些著名的犊皮纸抄本,虽然后者曾为学者们所倚重。此外,我们的经文传统也早于优西比乌(Eusebius)受命为教会公用而编订的各套新约经文,他是在主后313年米兰谕旨(Edict of Milan)之后接获任命的。波得马蒲纸抄本亦提供了重要帮助,尤其是 P66,这是第二世纪末的约翰福音抄本。还有那些更早的片断,特别是“约翰莱兰”蒲纸中的约翰福音残篇,更让我们回到第二世纪的上半叶,这表示我们已进到与新约最后一批著作(约翰全集)仅距离一代的时代中。

  在历史上,经文流传的一般情况如下:当人为了公、私用途要制作〔新约圣经的〕抄本时,〔各地教会〕就出现了许多种类或体系的抄本。负责抄写的,有时是受过训练的抄写员,但更常见的是没受训练的基督徒。在当时,对标准划一的经文的需求尚未出现,而各地区的经文校订工作还未普遍起来。我们同时有理由相信,在教会遭受逼迫时(例如主后250年德修 [Decius] 的那一次),许多新约抄本都被毁灭了。蒲纸本有助于揭示经文流传在这初期阶段的复杂情况:本特力(Bentley)的目标是整理出一份正确保真的新约版本,其纯全、无讹误程度比起出自使徒之手的真本毫不逊色(ut e minibus apostolorum vix purior et sincerior evaserit);纵使我们目前距离这目标仍然很远,至少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故事。(*经文与译本〔新约〕)

d. 对于新约语文和文学研究的影响

  正如上面所提及的,新约的希腊文跟当代文学性质与非文学性质的通俗希腊文都有雷同之处,尤以后者为显著;透过希罗时代的埃及所出土的各类型蒲纸文件,今日学者对后者所知甚多,这些文件包括朝廷覆文,法庭的诉讼程序,税单和户口调查表,婚约,生、死和离婚启事,私人函件,商业账目等等。新约里无疑杂有许多闪族化的表达方式,因为作者们除了一位之外都是犹太人,但学者对这方面数字的估计却因在蒲纸本中发现了类似的说法而大大减少了。“甚至马可福音的闪族化说法也很少是鄙俗的希腊语;他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文字也许使我们作如是想,但当我们读到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蒲纸本时,必会改变想法”(Howard 语)。可八15的 blepein apo 便是一个例子。不少新约希腊文的造字新法已从其他蒲纸抄本中找到佐证,如:以 -mos, -ma, -sis, -ia 为词尾的名词;以 -ios 为词尾的形容词,新造的复合形容词和副词,加上否定义的词首 a- 的新造字;用于罗马军队和政府的外来语和专门术语。一些问题也已解决了,包括拼字方面的,如 gene{ma(太廿六29),tameion(路十二3),sphyris(太十五37);词形方面的,如 gegonan(罗十六7),elthato{(太十13),e{lthan(可三8);造句方面的,如:陈述性(consecutive use)的 hina 子句(如在约十七3),eis 和 en 的互换使用(如在约一18;太十八19)。

  新约的辞汇大量地出现在蒲纸抄本上。以前的学者认为新约的用语有许多是圣经独有的(voces biblicae),但近代的学者如戴斯曼(Deissmann)和包厄珥(Bauer),却能证明这类字汇中约只有百分之一,大约五十个字,确实是特殊的。以下字眼都因着圣经以外的用法而获得更恰切的解释:he{likia (如:路二52 = “年纪”),meris (徒十六12=“区域”),anastatoo{ (本义是“逐离炉边和家”,在徒十七6和加五12作比喻用),hypostasis(来十一1 = “地契”, RSV 作“保证”;〔译注:和合本作“实底”〕),parousia (新约圣经多处 = 王族或其他显赫人物的到访),arrhabo{n (如:弗一14=“已缴交的保证金”,RSV 作“担保”;〔译注:和合本作“凭据”〕),leitourgia (林后九12;可指对私人或公众的服务)。常见的词语 adelphoi 和 presbyteroi,也常用于社团和宗教团体,并指称村镇和神庙的职员。

  在新约写成的年间,兴起了一股修正的雅典文风(Atticism),那基本上是人刻意提倡的运动。他们崇尚第五世纪的雅典希腊文,奉之为标准。但当时也有著名的非宗教作家不愿意跟风,例如蒲鲁他克(Plutarch)、斯特拉波(Strabo)、戴奥多勒斯古路斯(Diodorus Siculus),和伊比德图(Epictetus),而新约本身也采用了通俗的希腊文,这同样显示出其逆流的态度。“通俗希腊文(koine{)并非恍如意外地混了杂质的纯金,而是像一种崭新的、实用的合金”(Moule 语)。七十士译本已首开先例地用了流行的希腊文,而〔新约〕那些作者们本都可以用亚兰文写作的,却故意选用了希腊文。他们作品的文学水平当然相差很大。彼得后书的文笔最接近典雅的文学水平,路加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文字优美的作家。虽然路加和保罗显然能讲写古典希腊文(参: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前言,以及徒十七22起),他们却毫不迟疑地使用那些非常口语化的表达形式。最极端的例子是启示录,所用的希腊文不太自然,有时甚至不合规范,这明显地反映了闪族用语和思想方式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我们仍可确实地说“作者用以表达自己意思的希腊文比较接近埃及蒲纸本的希腊文”(A. Robinson 语)。(*语言〔新约的〕)

e. 陶片

  我们曾提及陶片或“陶器碎片”是古代最廉价的书写材料,为人广泛使用。它们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参:赛四十五9),研究通俗希腊文的人也因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价值。在埃及出土的大量陶片,其年代差不多跨越了一千年,极大多数都是文件,或是文件的碎片,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它们都与社会较低阶层的日常生活有关。小部分的铭刻为简短的典雅文字,那肯定是学校用的材料,也有刻写了简短的新约经文的陶片(引自可九和路廿二的经节),有一片属主后第六世纪的,其上刻有受路一影响而写成的赞美马利亚的诗歌。其余的大部分就包含短柬、合同,而尤以税款收据为最多。陶片的文字有多种,包括希腊文、拉丁文、亚兰文、埃及科普替文和古埃及文。

  陶片的研究偶然也会有助于阐明一些新约用语。有几个陶片显示收据的细节,所列明的日子称为 Sebaste{,意即“皇帝的日子”,其用法也许类似基督徒的 kyriake{,即“*主日”。Kyrios 的称号,意即“主”,出现于陶片上,用以指称罗马皇帝尼禄(Nero)和维斯帕先(Vespasian)(参:犹4)。来自底比斯、日期属第一世纪的收据,有助于阐释以下两个新约用语: logeia (如:林前十六1-2 = “募集的款项”),以及意指收到付款的动词 apecho{ (参:太六2=“他们已经得了他们全部的酬金”)。陶片显示新约常用的片语 eis to onoma (“奉……的名”)乃属当时法律界的惯用语,意指人行某事所凭藉的权柄。这样,在新约语文和习语的研究方面,陶片略为补充了蒲纸本的证据。

f. 次经非正典经卷的蒲纸本

  它们值得一提,因为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最值得注意的是耶稣的言论或言谈录(Logia)。第一份(1896和1897年发现于俄西林古 [Oxyrhynchus])是属第三世纪一抄本中的一张,其中的语录,有些是熟悉的,其他则属较为神秘的类型;第二份出土的属第二世纪晚期,其上语录是写于一份土地测量卷轴的背面。第三份包含一卷非正典福音书的残篇:而在1934年又发现了同类的另一份;它包含一抄本中三张的残篇,约属于主后150年,其内容叙述耶稣生平四事,与福音书的记载很接近。然后,于1946年在纳哥哈玛地(Nag Hammadi)附近发现的十三份蒲纸卷轴中,有《多马福音》(Gospel of Thomas),这是一本重要的语录集,它所受的诺斯底影响中又揉合了符类福音、约翰和其他的传统,这显然是一部著作的科普替文版本,俄西林古出土的耶稣言论集就是这部著作的残篇。

  有几种次经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已被发现。彻斯特比提那批蒲纸本包括十四张《以诺书》(Book of Enoch),属第四世纪的抄本,也收有撒狄的主教米力图(Melito)论受难的讲章的一部分。出自诺斯底派的一张蒲纸本已被发现(属第三世纪初期),它是《马利亚福音》(Gospel of Mary)的一部分。在阿肯免(Akhmim)发现了《彼得福音》和《彼得启示录》(Gospel and Apocalypse of Peter)的残篇(大概写于第二世纪)。前者有幻影说的倾向,而后者的水准则远不及约翰的启示录。那批暗赫斯忒(Amherst)蒲纸本中有《以赛亚升天记》(Ascension of Isaiah)的主要部分;汉堡国家图书馆存有十一张《保罗行传》(Acts of Paul),属第二世纪末叶的“宗教传奇”。最后,俄西林古蒲纸本抄有著名的《黑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一部分的希腊文版本。这部作品的全文后来出现于西乃抄本中。(参*新约正典)



参考资料《新圣经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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